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蒙学课本

来源:中文百科专业版 VIEW: 发布时间:2021-01-01 23:33:27

蒙学课本,又称“蒙养书”、“小儿书”,是中国古代专为学童编写或选编的,在小学、书馆、私塾、村学等蒙学中进行启蒙教育的课本。它不包括蒙学中学习的儒家经书,如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等。

中国古代的蒙学课本是从字书发轫的。早在周代就有了供学童识字、习字用的字书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载:“《史籀篇》者,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。”《史籀篇》是著录于史册的最早的蒙学课本。

秦代为统一文字,曾由李斯赵高胡母敬分别用小篆编写了字书《苍颉》七章、《爰历》六章、《博学》七章,“文字多取《史籀篇》”。汉兴,闾里书师合《苍颉》、《爰历》、《博学》三篇为一本,统称《苍颉篇》。1977年安徽阜阳出土的汉简中,有《苍颉篇》541 个字,这是《苍颉篇》亡佚近千年后最大的一次发现。

两汉魏晋南北朝时也编过不少蒙学字书,《汉书·艺文志》“小学”类著录的即有10家35篇,内有司马相如《凡将篇》,史游《急就篇》,李长《元尚篇》,扬雄《训纂篇》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录的还有贾鲂《滂喜篇》,张揖《埤苍》,蔡邕《劝学》、《圣皇篇》、《黄初篇》、《女史篇》,班固《太甲篇》、《在昔篇》,崔瑗《飞龙篇》,朱育《幼学》,樊恭《广苍》,陆机《吴章》,周兴嗣《千字文》,束皙《发蒙记》,顾恺之《启蒙记》,以及《杂字指》、《俗语难字》、《杂字要》等,其中《滂喜》与《苍颉》、《训纂》合称“三苍”。但这些蒙书多已亡佚,完整保存下来的只有《急就篇》和《千字文》。

《急就篇》,一名《急就章》,西汉史游编撰。今本《急就篇》共2144字,据前人考证最后128字为东汉人所加。《急就篇》篇首云:“急就奇觚与众异,罗列诸物名姓字,分别部居不杂厕,用日约少诚快意,勉力务之必有喜”。“分别部居”、“泛施日用”是这本书的最大特点,它把当时的常用字,按姓氏、衣着、农艺、饮食、器用、音乐、生理、兵器、飞禽、走兽、医药、人事等分类,编纂成三言、四言、七言韵语,既便记诵,又切合实用,是汉魏至唐蒙学通用的字书。

《千字文》为南北朝梁周兴嗣编。它拓取王羲之遗书不同的字1000个,编为四言韵语,以“天地玄黄宇宙洪荒”开头,依次叙述有关天文、博物、历史、人伦、教育、生活等方面的知识,已是以识字教育为主,兼有封建思想教育和常识教育的综合性课本。自隋开始流行,直至清末,是中国历史上流传最久的蒙学课本。顾炎武在《吕氏千字文序》中说:《千字文》“不独以文传,而又以其巧传”。它在内容上,把常用单字组织成通顺的、能够表达一定意义的句子;在语言上,押韵自然、结构简单,易于朗读背诵,对后来蒙学课本的编写有深刻的影响。

唐宋以后,随着蒙学教育的发展和印刷术的发明,出现了分门别类的蒙学专书,逐渐形成包括识字教育、封建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的比较完整的体系。体裁上,不仅有韵语读本,还有看图识字、散文故事和诗歌集。以其教育作用,大致可分为五类。

以识字教育为主的综合性识字课本

这类课本主要有《开蒙要训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三字经》、《对相识字》、《文字蒙求》和“杂字”书。

开蒙要训,流传于唐至五代,成书年代和作者不可考。保留下来的是敦煌石室的唐写本,全书1400多字,用四言韵语按次介绍自然名物、社会名物、寝处衣饰、身体疾病、器物工具等内容,多用俗语俗字,注重实用,对后世杂字书的编写颇有影响。

百家姓,是集汉族姓氏为四言韵语的蒙学课本,北宋时编,作者佚名。从“赵、钱、孙、李”始,为“尊国姓”,以“赵”姓居首。全篇虽是400多个前后并无联系的字的堆积,由于编排得巧,亦极便诵读。后有不少改编本,较著名的有明吴沉、刘仲质编,以“朱”姓居首的《皇明千家姓》,清康熙时编的以“孔”姓居首的《御制百家姓》,但都没能够取旧本而代之。

三字经,相传为宋王应麟所编(一说宋末区适子所撰),经明、清陆续补充,至清初的本子为1140字。全书从论述教育的重要性开始,开首是“人之初,性本善。性相近,习相远”。然后依次叙述三纲五常十义,五谷六畜七情,四书六经子书,历史朝代史事,最后以历史上奋发勤学、“显亲扬名”的事例作结,把识字、历史知识和封建伦理训诫冶为一炉。《三字经》“分别部居,不相杂厕”,全用三言,开三言韵语蒙书的先例,且句法灵活,语言通俗,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蒙学课本。元、明以后陆续出现过各种增改新编的《三字经》,但都未能较久、较广地流传。

百家姓》、《三字经》与《千字文》曾合称“三百千”,成为相辅相成的整套启蒙识字教材,一直流传到清末。“三百千”后来又译成少数民族文字,编成蒙汉、满汉对照本,如《蒙汉三字经》、《满汉三字经》、《蒙汉对照百家姓》、《女真字母百家姓》和《满汉千字文》、《蒙汉千字文》,供满族、蒙族儿童学习汉文之用。《千字文》还流传到日本,成为日本初学者学习汉文的课本。

文字蒙求,是清朝王筠许慎说文解字》中选辑常用的2000多个字编成。文中楷书、篆文并列,分象形、指事、会意、形声四卷,是一本以汉字造字规律带动识字的教材。

“杂字”书在历代史书上很少著录,但其内容切合日用,又分类编纂,既可作识字课本,又能起字典作用,适合一般手工业者、农人、商人略识文字的需要,在蒙学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,如《益幼杂字》、《群珠杂字》、《六言杂字》等,都曾在一时一地流传过。

大约在南宋末期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图、文对照的识字课本。对相识字就是其中较早的一种。后经元、明、清的增删修改,又产生了一系列同类识字书,如《新编对相四言》等。

以封建道德教育为主的蒙学伦理课本

太公家教》是现存的最早的这一类课本,撰者佚名,多用韵语杂述封建社会日常生活的道德要求和待人处世的格言。唐中叶至北宋初年颇流行。后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出,中原地区渐少流传,而北方及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则转多采用,曾先后译成女真文和满文。

宋代朱熹编的《小学》是最受理学家推崇的一本蒙学伦理书。全书辑录“古圣先贤”的嘉言善行,组成内、外两篇,内篇包括“立教”、“明伦”、“敬身”、“稽古”四门,外篇包括“嘉言”、“善行”两门。因说理深奥,多引古礼,不谐时俗而多难字,在实际的蒙学中流传不广。宋代程若庸的《性理字训》是以浅近的语言介绍朱熹理学的通俗读本。明代朱升曾把它与方逢辰的《名物蒙求》、陈栎的《历代蒙求》、黄继善的《史学提要》合刊,称“小四书”。

明代吕得胜吕坤父子分别编写的《小儿语》、《续小儿语》是明清时期广泛流行的蒙学伦理课本。

清代李毓秀的《弟子规》是以学规、学则形式进行封建伦理教育的课本,全书对《论语》里“弟子入则孝,出则悌,谨而信,泛爱众而亲仁,行有余力则以学文”的那句话,用三言韵语进行通俗解释,共1080字,好懂易诵,清代中叶以后在蒙学中曾广为流传。

其他如宋代吕祖谦的《少仪外传》、宋代吕本中的《童蒙训》,以及《昔时贤文》、《圣谕广训》等也属于这一类。清代王相编的 《女四书》(包括汉班昭的《女诫》、唐宋若莘的《女论语》、明成祖后徐氏的《内训》和王相母刘氏的《女范捷录》)以及《女儿经》,则是供女童诵读,进行三从四德教育的伦理课本。

以社会、自然常识教育为主的知识性课本这类课本

滥觞于唐代的《兔园册》,创始于李翰的《蒙求》,最后发展为明清时期广泛流传的《幼学琼林》。

《兔园册》,亦作《兔园策》或《兔园册府》,书佚,现仅存半篇序文。据宋代王应麟《困学纪闻》,为唐杜嗣先著,30卷。另据宋代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,为唐虞世南著,10卷。五代时乡村学塾颇多采用。

《蒙求》,亦称《李氏蒙求》。据《四库全书提要》为五代后晋李瀚所著。近人余嘉锡在《四库提要辩证》中总结前人研究成果,认为当是唐代李翰所作。书名取《易·蒙卦》:“匪我求童蒙,童蒙求我”之义。全书以历史典故为主要内容,每句四字,上下两句成对偶,各讲一个历史人物或传说人物的故事,如“匡衡凿壁,孙敬闭户,孙康映雪,车允聚萤”。宋以后广泛流传,“举世诵之”,还曾远传到朝鲜日本。后世陆续出现的各种《蒙求》和同类读物,如《十七史蒙求》、《广蒙求》、《叙古蒙求》、《春秋蒙求》、《历代蒙求》、《名物蒙求》等等,在体例上或内容上都师法李翰的《蒙求》。《三字经》、《龙文鞭影》、《幼学琼林》中许多内容也取材于李翰的《蒙求》。

幼学琼林,是介绍成语典故的蒙书,原名《幼学须知》,又名《成语考》、《故事寻源》,明末程登吉原编,清邹圣脉增补注释后,改名《幼学琼林》,简称《幼学》,共四卷,按内容分成天文、地理、人事、鸟兽、花木等30多类,编为两两相对的骈语,如“战胜而回谓之‘凯旋’,战败而走谓之‘奔北’”;“‘管中窥豹’,所见不多;‘坐井观天’,见识不广”。此书清代曾风行全国。

以提高阅读能力为主要目的的故事读本

宋代胡继宗编的《书言故事》是此类课本较早的一本,以介绍常用的典故、成语的出处为主。元代虞韶编,经后人多次修订的《日记故事》,则是以介绍历史人物故事为主的课本。书中有不少以儿童为主人公的小故事,如“称象”、“司马光破瓮救小儿”以及“灌水浮球”等,颇能启发儿童智慧。现存最早的明嘉靖刊本《日记故事》,上半截为插图,下半截为浅显的文字。这种配合故事附插图的编法,对近代蒙书的编写很有影响。

明代萧良友编的《蒙养故事》是用韵语编撰的故事书,经杨臣诤增订改名为《龙文鞭影》,分上、下两卷。“龙文,良马也,见鞭则疾驰,不俟驱策”,喻此书能使儿童自觉学习,迅速掌握知识。清代李晖吉、徐曾续编《龙文鞭影二集》。

明代陶赞廷编用白话解说的《蒙养图说》,清代丁有美编的《童蒙观鉴》,清代刊本《二十四孝图说》等,则是以封建伦常故事为主的蒙学故事读本。

用以陶冶儿童性情的诗歌读本

古代蒙学教育十分重视用咏歌古诗“以养其性情”。唐宋以后,诗歌成了蒙学教学中固定的教学内容。唐胡曾的《咏史诗》是较早为学童编写的诗歌集,包括一百余首以历史为题材的七言绝句,流传于五代至宋。后与《千字文》、《蒙求》合注刻印,称《释文三注》,并传至日本,复刊称《明本排字增广附音释文三注》。

宋以后在蒙学中流传较广的是神童诗千家诗唐诗三百首

《神童诗》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均属低劣,开头一首就宣扬“万般皆下品,唯有读书高”。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提倡,曾长期在蒙学中传诵。

《千家诗》有多种体裁和版本,最早的是南宋刘克庄编选的诗集,总名为《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》,克庄号“后村居士”,故《千家诗》又称《后村千家诗》,共22卷。后来作为蒙学诗歌读本的《千家诗》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选录编订的。流传比较广泛的有署名为王相选注的《新镌五言千家诗》和署名为谢枋得选、王相注的《重订千家诗》。前者为五绝五律,后者是七绝七律。后来又把两种《千家诗》合而为一,成为五七律绝的《千家诗,流传不衰。《千家诗》共选诗200余首,大部分语言流畅,词句浅近,易读易记,包括不少脍炙人口的名篇,如李白的《静夜思》,孟浩然的《春晓》,王之涣的《登鹳鹊楼》,杜牧的《清明》,苏轼的《饮湖上,初睛后雨》等名诗。由于《千家诗》成为蒙学中主要的诗歌教材,社会上又将它与“三百千”合称为“三百千千”。后来,清代孙洙认为《千家诗》“其诗随手掇拾,工拙莫辨,且止五七律绝二体,而唐宋人又杂出其间,殊乖体制。”又择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,编成唐诗三百首,署名蘅塘退士印行。此书一出,“风行海内,几至家置一编”,不只在蒙学,也是社会上十分流行的诗歌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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